1988年的秋天，是我这辈子最绝望的季节。
爹走了，留下三间漏雨的土坯房和一堆还不完的债。我是家中老三，上头两个姐姐早已出嫁，自顾不暇。下头还有个刚上初中的弟弟，十三岁，瘦得跟麻秆似的，却每天要走二十里山路去镇上的学校。
催债的人第三次登门那天，我没让弟弟看见。我把他们堵在院门口，听他们说着“父债子还”之类的话，一句句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口。我蹲在门槛上算了一笔账：连本带利，八千六百块。在那个年代，这数字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家里的地不值钱，山里的薄田，种一坡收一箩，全家一年的收成换了粮食就剩不下几个钱。我二十四岁，正是该说亲的年纪，可谁愿意把姑娘嫁给一个背着债的穷小子？十里八村的人提起我们家，都摇头叹气：老周家那个老三，怕是打光棍的命。
隔壁张婶好心，给我介绍过两个姑娘。头一个，见了一面，人家姑娘回去跟她妈说“他家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第二个更直接，问我能不能在镇上买房，我说买不起，人家连面都没见。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捱着，我白天给人扛活，晚上编竹篾换钱，攒下的每一分都用来还债。弟弟的学费是借的，家里的盐是赊的，我的衣裳是姐夫穿剩下的。那年秋天，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屋顶漏得厉害，我拿脸盆接水，听着叮叮当当的声音，一夜没睡。
第二天，雨停了，张婶又来了。
“老三啊，”她进门就拉着我的手，神神秘秘地说，“有个来钱快的路子，你想不想听听？”
我把最后一口苞米糊糊喝完，抹了抹嘴：“啥路子？”
“城南山里的赵家，你知道不？”
我想了想，城南山里，那地方我扛活的时候去过，都是些种果树的山民，日子过得也紧巴。我摇头：“不清楚。”
张婶压低声音：“赵家有两个闺女，大闺女今年二十有六了，小闺女二十。赵家当家的前年没了，家里就剩下个赵婶带着两个闺女过日子。她们家缺个劳力，想招个上门女婿。”
倒插门。
这三个字在我脑子里炸了一下。
在我们那地方，倒插门是最丢人的事。但凡有点血性的男人，都宁可打光棍也不去当上门女婿。那是要改姓的，生的孩子跟女方姓，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爹活着的时候说过，周家的儿子，再穷也不给人当上门女婿。
“不去。”我说得干脆。
张婶倒是没急着劝，坐在我对面，掏出块手绢慢慢叠：“老三啊，我知道你心里想啥。可你想想，赵家说了，给三千块钱的彩礼，不是你给她们，是她们给你。你拿着这钱，先把债还上一大半，剩下的事，慢慢来。”
我愣了。
在那个年代，娶媳妇才给女方彩礼，上门女婿不但不要彩礼，反而要给男方的娘家人一笔“养育费”。赵家居然反过来给男方钱？这事儿听着不对劲。
“赵家为啥给钱？”我问。
张婶叹了口气：“大闺女是个哑巴。小时候发高烧，烧坏了嗓子，说不出话来。说亲说了好几年，没人要。赵婶急了，放出话来，谁能上门，不光不要钱，还给三千块安家费。小闺女倒是好好的，长得也水灵，可赵婶舍不得让她嫁出去，想招个上门女婿来，把小闺女留在家里。”
“那到底是娶哪个？”
“赵婶说了，让你挑。”
我心里转了好几个弯。三千块钱，加上我这几个月攒下的，能把债还个七七八八。弟弟能安心读书了，家里的房子也能修一修。至于倒插门的名声，人在穷得吃不上饭的时候，名声算什么东西？
“让我想想。”我说。
张婶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不急，你好好想想。我过三天再来听你信儿。”
那三天，我几乎没有合眼。
白天去镇上扛水泥，一袋一百斤，扛一袋两毛钱。我比平时多扛了三十袋，肩膀磨破了，血渗进水泥里，疼得我龇牙咧嘴。晚上回到家，坐在院子里看星星，想着自己这辈子到底该怎么办。
弟弟放晚自习回来，看见我坐着，小心翼翼地问：“哥，张婶今天来，说啥了？”
我看了他一眼。这孩子长得像我爹，瘦，但眉眼里有股倔劲儿。他成绩好，在全年级能排前十，老师说过，好好培养，能考上中专。上了中专就有了城镇户口，就不用在这山沟沟里刨食了。
可学费呢？
初二开学要交一百二十块，到哪儿去弄？
“没啥。”我说，“你赶紧睡，明天还要上课。”
弟弟没动，站在那看了我一会儿，突然说：“哥，要不我不上学了吧。我也能干活，咱们两个一起挣钱，把债还了。”
我鼻子一酸，抬手就给了他一下：“放屁！你给老子好好读书，考上中专，走出这大山。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有哥在。”
弟弟红了眼眶，没再说什么，转身回了屋。
那一刻，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第三天，张婶来了。我收拾了一身干净的衣裳，跟她上了路。
城南的山是真山，不是我们村那种小丘陵。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陡，最后连自行车都骑不了了，只能步行。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翻过两道山梁，才看见一个窝在山坳里的小村子，零零散散十几户人家，周围全是果树，柿子树、核桃树、板栗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
赵家在村子最里头，三间石头砌的瓦房，院子不小，养着几只鸡，房前屋后种满了菜。院子里晒着柿饼，红彤彤一片，看着挺殷实。
张婶带我进去，还没进门就喊：“赵婶，人我给你带来了！”
一个身材敦实的妇人从屋里出来，五十来岁，头发用黑网子罩着，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腰上系着围裙。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精明得很，像在评估一头牲口的价值。
“就他？”赵婶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多大？哪村的？”
张婶赶紧介绍：“城南周家坳的，周老三，今年二十四，壮实得很，一个人能顶两个劳力。他爹刚走，人本分，能干，不抽烟不喝酒，你放心好了。”
赵婶又看了我一眼，点点头：“进来说吧。”
我跟着进了堂屋，屋里收拾得干净，条案上供着赵家当家的遗像，一个看着挺憨厚的中年人。条案下面是张八仙桌，摆着茶壶茶碗。
“坐吧。”赵婶指指凳子，自己先坐下来。
我刚坐下，就听见里头屋有动静。门帘一掀，出来一个姑娘，二十岁上下，穿着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两根辫子乌黑发亮，鹅蛋脸，皮肤白净，眼睛大大的，一进门就看了我一眼，抿着嘴笑了笑，然后赶紧低下头，走到灶房里去了。
“这是我小闺女，赵秀兰。”赵婶介绍，语气里带着点得意。
我看出来了，赵婶先让小闺女出来，是给我看的。意思很明显：我家小闺女长得好，你要是愿意留下来，这样的人就是你的媳妇。
张婶也看见了，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那意思是：老三，这姑娘不错吧？
我没吭声。
赵婶倒了茶，开始提条件：“你要是愿意来，第一，得改姓赵，以后就叫赵老三。第二，生的孩子跟赵家姓，头一个不管男女都姓赵，第二个要是生了，可以商量。第三，这个家我说了算，你干活行，大事得听我的。第四，两家不来往，你不能再回你周家，你爹妈的事跟你没关系了。”
前三条我都能忍，最后一条像一把刀扎在我心口。不回周家？我还有弟弟，还有两个姐姐，有我娘的坟在周家坳的后山上。她活着的时候我没能让她过一天好日子，死了我连坟都不能去上？
“赵婶，”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最后一条，能不能商量？我弟弟还小，我不能不管他。”
赵婶的脸沉了沉：“倒插门就是这个规矩。你要是舍不得你那个家，就别干这活儿。”
张婶赶紧打圆场：“赵婶，这孩子实在，他不是不守规矩，就是还有个弟弟没成人。你看能不能……逢年过节回去看看？”
“不行。”赵婶摆摆手，“倒插门就是卖给人家了，哪还有回娘家的道理？你要是放不下那边，这事就拉倒，我不勉强。”
堂屋里安静了一瞬。
我正要说话，灶房里传来“啪”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摔了。赵婶皱皱眉，冲灶房喊：“秀兰，你干什么呢？”
没人应。
紧接着，灶房门帘掀开，赵秀兰端着一碗糖水出来了，放在我面前，小声说了句：“喝口水吧。”说完又红着脸躲回了灶房。
赵婶的脸色缓和了些，跟我说：“秀兰这孩子懂事，会过日子。你要是同意，过了年就能办事。三千块钱一分不少，你先拿回去还债，人过来就行。”
我没接话，端起那碗糖水喝了一口。糖放得不少，甜得发腻。
就在这时，灶房的门帘又被掀开了，这次出来的不是赵秀兰，而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褂子，袖口磨得起了毛，头发随便扎在脑后，有几缕散落在脸侧。她的脸比赵秀兰大几岁，五官端正，但常年风吹日晒，皮肤粗糙，颧骨上还有两片晒出来的红。她手里端着一个大托盘，上头搁着几碟菜和一盆苞米面饼子。
她把菜摆在桌上，动作麻利但不轻柔，放下盘子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的手——那是一双常年干活的手，骨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泥。
她自始至终没有看任何人一眼，摆好菜就转身要走。
赵婶叫住了她：“秀英，这是你张婶带来的人，姓周。你认识认识。”
赵秀英站住了。
她缓缓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她的眼睛里没有赵秀兰那种少女的羞涩和好奇，也没有赵婶那种精明和算计。她的眼睛里只有一种东西——一种认了命的、平静的、像死水一样的黯淡。那里面没有期待，没有渴望，甚至没有对未来的任何想象。她只是在看着我，像一个站在岸上的人看着水里漂过的枯叶，与她无关。
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了一些含混的气音，但一个完整的字也没说出来。
哑巴。
她就是那个二十六岁的哑巴大女儿，赵秀英。
她见我不说话，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在说“你好”，然后转身进了灶房。
张婶在我耳边悄悄说：“这就是大的，可惜了，人勤快，啥活都能干，就是不会说话。”
赵婶招呼我们吃饭，一边吃一边又说起了条件：“你要是娶了秀兰，这院子往后就是你们的。秀英我养着，不让她拖累你们。她会干活，种地、喂猪、做饭都行，在家帮帮忙，不碍事。”
我一边嚼着苞米面饼子，一边看着灶房的方向。
灶房的门帘没拉严实，从缝隙里能看到赵秀英的身影。她在灶台前忙活着，一人伺候一大家子人的饭食，洗锅、刷碗、添柴，一刻不停。偶尔传来一两声含混的声音，像是对自己说的什么，没人能听懂，也没人想听。
赵秀兰坐在赵婶旁边，给我夹了块咸菜，笑着说：“哥，你尝尝，这是我姐腌的，可好吃了。”
我看着她，又看了看灶房的缝隙。两个姐妹，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命运却是天壤之别。一个被娘当成掌上明珠，想着法儿的要给她招个好女婿；另一个，连被端上桌作为“条件”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藏在灶房里，做牛做马。
赵婶继续给我画饼：“你要是能干，明年咱们再多包几亩地，种些果树，三五年就能翻盖房子。这地方虽说偏，但关起门来过日子，谁也不碍谁的事。”
我看着灶房的方向，问了一句：“你大闺女，不嫁人了？”
赵婶一愣，没想到我会问这个。她摆摆手：“她那样，谁要？就在家待着吧，我死了她还有妹子妹夫，总不至于饿死她。”
赵秀兰在旁边接话：“姐在我们家，我跟姐夫都会照顾她的。”
姐夫。她已经开始叫姐夫了，好像我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似的。
我没吭声。张婶又踢了我一脚，这次更用力，意思是：别瞎打听，赶紧应下来。
我站起来，走到灶房门口，掀开了帘子。
灶房里热气腾腾，赵秀英正蹲在地上刷锅，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她赶紧站起来，在围裙上擦擦手，比划了几个手势，我猜她的意思是问我是不是还要添饭。
我没说话，就那么看着她。
灶房不大，两个人站着就转不开身。空气里弥漫着烧柴和猪油的味道，灶台上搁着一碗剩菜，是刚才端上去之后剩下的，菜叶子都蔫了，她还没来得及吃。旁边放着一个黑乎乎的搪瓷缸子，里头是凉水。
一个细节让我心里猛地抽了一下。
她刚才端菜的时候，右手指尖上有血迹，是切菜的时候切的，用一块脏兮兮的布条缠着，布条已经被血浸透了好几个来回，看着就没换过。那双手，布满了冻疮的疤和老茧的硬壳，每个关节都像是被扭过一样，粗大变形。
她才二十六岁。
我转过身，回到堂屋，重新坐下来。
赵婶问我：“想好了没有？你要是没意见，今天就算定下了。咱们先把礼钱的事说清楚——”
“想好了。”我打断她。
赵婶和张婶都看着我，赵秀兰也看着我，眼睛里带着期待。
我用手指了指灶房的方向，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我娶她。”
堂屋里瞬间安静了。
赵婶端茶的手停在半空中，张婶瞪大了眼睛，赵秀兰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手里的筷子掉在了桌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你说啥？”赵婶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我说，我娶你大闺女，赵秀英。”
赵婶把茶碗重重地往桌上一顿，碗里的茶水溅了出来：“你是来消遣我的吧？”
“不是消遣。我是认真的。”
赵婶的脸涨得通红，指着我就骂：“你个穷鬼，我家秀兰哪不好？配不上你？你倒好，还嫌上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还挺值钱的？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张婶的面子，就你这条件，倒贴我都不要！”
赵秀兰脸色惨白，咬着嘴唇，看着我的眼神从惊讶变成了愤怒，又变成了难堪。她猛地站起来，转身跑进了里屋，门摔得震天响。
张婶急得直拽我袖子：“老三，你发什么疯？好好的亲事你不答应，你——”
我没听张婶的，而是看着赵婶，一字一句地说：“赵婶，你听我说完。我不是嫌弃秀兰，也不是消遣你。你家大闺女，二十六了，你也说了没人要。她天天在家干活，伺候你们娘俩，到头来连个名分都没有。我娶她，她有个归宿，你也不用操心她往后的事。”
赵婶冷笑一声：“你倒挺会替别人着想。你娶她，你能得到啥？她是个哑巴，连句话都不会说，你能跟她过一辈子？”
“她就是不会说话，这些年也替你们撑起了一个家。”我看着赵婶，“赵婶，你摸摸良心，这个家里，谁干的活最多？谁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她不会说话，但她什么都干了。你们母女俩，连句感激都没有。”
赵婶被我说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
顿了一下，我又说：“至于钱，你们给不给都行。我娶秀英，不要一分钱，也不改姓。我该孝敬你的一样不会少，但我弟弟那边我不能不管，该回周家坳我还是得回。你要是答应，我这辈子就留在赵家，种地、养树、盖房子，你让我干啥我干啥。你要是不答应——”
我停了一下。
“你要是不答应，我现在就走。但走之前我再说一句，秀英已经二十六了，再过几年，她连给你干活的力气都没有了。到那时候，你怎么办？”
赵婶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灶房的门帘动了一下，我余光看见赵秀英站在门后，一动不动。
过了好半天，赵婶才开口，声音低了很多：“你是认真的？”
“认真的。”
“你不嫌她是个哑巴？”
“不嫌。”
“你不后悔？”
“不后悔。”
赵婶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早已凉透的水。她看着条案上丈夫的遗像，眼神复杂，沉默了很久。最后，她叹了口气，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你要是真愿意娶秀英，钱的事……我再想想。但改姓的事，不能改。还有，你周家那边的人，没事少来往。”
我没跟她争。改姓的事，我心里有数，到时候再说。至于周家那边，来不来往也不是她能管得了的。
张婶看看我，又看看赵婶，脸上露出一种哭笑不得的表情。她大概怎么也没想到，带我来相亲，结果我挑了所有人最不看好的那一个。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张婶小心翼翼地问。
赵婶没吭声，算是默认了。
我站起来，走到灶房门口，掀开门帘。
赵秀英还站在那儿，眼睛里满是茫然和震惊，嘴巴微微张着，像是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她的眼眶红了，有泪光在打转，但没有落下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笑了笑：“秀英，我不是可怜你。我是觉得，像你这样的女人，不该一辈子被人当成牛马。”
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无声无息的，顺着粗糙的脸颊往下淌，滴在她那双满是伤痕的手上。
那天傍晚，张婶先走了，临走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膀说：“老三，你这孩子，心太软了，将来的日子，有你受的。”
我没说话，目送她消失在蜿蜒的山路上。
赵家的院子里，柿子树上的叶子被秋风吹得哗哗响，落了一地金黄。赵秀英在灶房里做饭，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被风扯散了，融进暮色里。
赵婶和赵秀兰都没出来。里屋的灯亮着，隐约能听见赵婶在跟小女儿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
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山梁被暮色一重重吞没，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几分荒唐，几分冲动，但也有一种奇怪的踏实感。
我不确定自己的选择对不对。
但我知道，当我看见赵秀英那双黯淡的眼睛和那双粗糙的手时，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你不能再让这样一个女人，继续在灶房里老去。
赵秀英端着一碗热面出来了，双手捧着，走得很慢很稳，好像怕烫着我。
她把面递给我的时候，我终于近距离看清了她的脸。其实她长得不丑，眉眼清秀，甚至比赵秀兰更耐看一些。只是长年累月的劳作让她的皮肤过早地粗糙了，额头上有了细纹，嘴唇干裂起皮。但她的眼睛，在暮色里看，比白天多了些光亮。
她指了指碗，又指了指我，然后把右手放在左胸口，拍了拍。
我不懂手语，但她这个动作我看懂了。
她说的是：你，在我心里。
不，不对。她是在说：谢谢你。
我接过碗，说了一句后来我想起来都觉得肉麻的话：“往后，我帮你一起干活。咱俩的日子，不会比任何人差。”
她听不见——不，她只是说不出话，耳朵是好的。她听见了，眼泪又下来了。
那天的面我吃得很慢，一滴汤都没浪费。
当晚，我没走。赵婶让我住在西屋，那屋原本是赵家当家的生前住的地方，后来空着，被赵秀英收拾得干干净净。铺盖是新的，虽然粗糙，但有一股阳光晒过的味道。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撩开窗帘一看，赵秀英蹲在柿子树下，抱着膝盖，脸埋在胳膊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她在哭。
我没出去打扰她。一个女人苦了二十六年，终于有个人说愿意娶她，她哭一哭是应该的。
那天晚上，我许了一个愿：我周老三这辈子，别的本事没有，但既然娶了赵秀英，就不会让她再受委屈。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听见灶房里有了动静。等我穿好衣裳出去，赵秀英已经在忙活了，灶台上摆着刚蒸好的苞米面馒头，稀饭也熬好了，一碟咸菜切得细细的，码得整整齐齐。
赵婶还在睡，赵秀兰的屋门也关着。赵秀英一个人伺候完早饭，又去喂鸡、添水、扫院子。她干活的时候不发出一丝多余的声音，把每件事都做得妥妥当当，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
我蹲在门槛上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抢过她手里的扫帚：“以后早上我来扫院子，你别起这么早。”
她愣住，伸手要拿回扫帚，嘴里发出一连串含混的音节，意思是“不用不用”。
我没还给她，三两下把院子扫干净了。然后洗了手，和她一起坐在灶房的矮凳上，吃早饭。
她一直看着我，眼神不再是昨天那种死水般的黯淡了，而是多了些小心翼翼的光亮，像是试探，又像是确认，生怕这只是个梦，她一眨眼我就会消失。
我把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大的那半递给她：“多吃点，你太瘦了。”
她接过去，低下头，慢慢地嚼，很久没抬头。
日子就这么定下来了。
赵婶虽然不情愿，但事已至此，也只能认了。她给我和赵秀英办了简单的定亲酒，请了几家近邻，摆了两桌。来的人看见我是娶赵秀英，脸上都露出惊讶的表情，但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山里人实在，都知道赵秀英是个好姑娘，只是命不好，如今有人愿意要，也算是老天开眼了。
定亲之后，我没急着办婚礼，先回了趟周家坳。
两个姐姐听说我要做倒插门，气得差点没跟我断绝关系。
大姐说：“老三，你怎么这么没出息？爹活着的时候最疼你，你在天上看着，你不嫌丢人？”
二姐说：“你倒插门，你让弟弟以后怎么抬头做人？同学们笑话他怎么办？”
我只说了一句话：“三千块钱，还完债还能剩几百。弟弟的学费有了，你们的欠账我也能还一部分。你们要是觉得丢人，以后别认我这个弟弟。”
两个姐姐都哭了，哭完了，大姐给了我一件她结婚时压箱底的棉袄，二姐塞给我五十块钱。她们嘴上骂我，心里还是疼我的。
我把钱还了大部分债主，给弟弟交了学费，又在供销社买了一块布，请人做了一身新衣裳。赵家的规矩是倒插门不用准备彩礼，但我还是在镇上买了一对银镯子，给赵秀英的。
婚礼定在腊月初八，说是日子好。
那天下了大雪，山路封了，来的人不多。赵家的院子里挂了两盏红灯笼，贴了双喜字，赵婶请了村里的一个老头当司仪，简简单单走了个仪式。
赵秀英穿了一身红色的棉袄，是她自己做的，针脚细密，样式好看。她的头发难得地盘了起来，别了一朵红绒花。当她在烛光下抬起头，我第一次发现，她原来这么好看。
她的眼睛亮亮的，像山涧里的水，清清透透的，看不见一丝阴霾。她看着我，嘴唇微微颤抖，像是想说什么，但终于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她只是伸出手，握住了我的。
我把那对银镯子给她戴上，她的手粗得硌人，但手指修长，骨节分明，配上银镯子说不出的好看。
赵婶坐在上头，脸上的表情说不上高兴还是不高兴，阴阳怪气地说了句：“行了，拜了堂就是两口子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赵秀兰没来。她借口头疼，一整天没出屋。
我不怪她。一个从小被当作掌上明珠的姑娘，突然被一个穷小子当着面拒绝了，换成谁心里都不好受。
洞房花烛夜，窗外大雪纷飞，屋里烧着炭火，暖烘烘的。
赵秀英坐在炕沿上，拘谨得像刚过门的小媳妇——事实上她确实是。她的手指绞着衣角，低着头，脸在烛光里红得像窗花。
我坐在她旁边，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心全是汗，在微微发抖。
“秀英，”我说，“咱们以后是两口子了。我不会说啥好听的话，但我跟你保证，我周老三这辈子，绝不负你。”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泪又掉了下来。
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几个破碎的音节，那是她第一次试图在我面前“说话”。我听不懂，但我握紧了她的手，点了点头。
她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张皱巴巴的纸，叠了好几层，像是贴身藏了很久。我展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
“你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
字迹歪斜，像是用不惯笔的人写的，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有些地方把纸都戳穿了。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学会写字的。也许是小时候没哑之前学过了几个？也许是后来偷偷学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几个字，她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我把那张纸贴在胸口，抱住了她。
她在我怀里哭得浑身发抖，哭得像个孩子。
那晚的雪，下了一整夜。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好过，也比我想象的要难过。
好在赵秀英确实是个能干的媳妇，家里家外一把手。她虽然不会说话，但什么活都抢着干，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每天早上我还没醒，她已经把饭做好了；每天晚上我躺下了，她还在灯下缝缝补补。
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我对她的每一点好，她都记在心里，用她能想到的一切方式回报。给我做一双鞋，能把鞋底纳得比卖的都结实；给我煮一碗面，里头的荷包蛋永远是最完整的那个。她的好，不是靠嘴说出来的，是靠一双手一点一点做出来的。
难过的地方，首先是钱。
娶赵秀英的时候我没要赵家的钱，那三千块自然也就没了。我还欠着将近两千块的债，弟弟每个月的生活费、学费加起来不小，我拼命干活，挣的钱还是不够花。赵婶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她的不满。她原本打算用小女儿套住一个劳力，顺便把三千块钱花在大女儿身上，现在如意算盘落了空，心里能舒服才怪。
第二个难过的地方，是赵秀兰。
赵秀兰对我从最初的怨恨，渐渐变成了某种复杂的态度。她开始在家里的各种事情上跟我唱反调，我说种玉米，她偏要种红薯；我说该施肥了，她说再等等。我知道她心里有气，一直在忍着，但忍到一定程度，总有一天会兜不住。
那天，矛盾终于爆发了。
开春了，山上的果树该剪枝了。赵家的果园不大，十来棵核桃树、七八棵柿子树，还有一些零星的板栗树。以前都是赵秀英一个人打理，从剪枝、打药到收获，全是她操持。我来了之后，自然接手了这些活儿。
那天上午，我扛着梯子去果园，赵秀英跟在我后面，手里拿着剪刀和锯子。我们配合得很默契，她指我剪，遇到够不着的她就给我递工具。虽然她不会说话，但她对果树的了解远胜于我，哪根枝该留、哪根该去，她心里门清。
快到中午的时候，赵秀兰来了。
她穿着一件粉色的确良衬衫，是年前刚做的，头发也梳得油光水滑，一看就是特意收拾过的。
“姐夫，”她站在地头叫我，“我妈让你回去吃饭。”
“知道了，干完这点就回。”
赵秀兰没走，站在那儿看我干活。看了一会儿，突然说：“姐夫，你觉得我姐好看吗？”
我没抬头：“好看。”
“比我好看？”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挑衅，又像是试探，还有一种隐隐的幽怨。
“你们姐妹俩不是一个类型的。”我说。
“那你当初为啥不选我？”赵秀兰的声音突然提高了，“我哪点不如她？我不会说话吗？我不比她年轻吗？我长得比她差吗？你倒插门来我们家，放着好好的亲闺女不娶，娶一个哑巴，你是故意打我的脸吗？”
这些话说得太直白了，直白得让我没法接。
赵秀英站在梯子旁边，低着头，手里的剪刀攥得咔咔响。
我从梯子上下来，看着赵秀兰：“秀兰，你听我说。你是个好姑娘，漂亮、能干，找个什么样的对象都找得到。但你姐不一样，她——”
“她怎么了？她就该嫁给你？你就该当好人，可怜她？”赵秀兰的眼圈红了，“你知不知道，自从你来了以后，村里人怎么笑话我？说我连个哑巴都不如，说我姐夫宁可要个废人也不要我。你知道我听了这话心里多难受吗？”
我想说这不是你的错，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我知道，跟一个心里有气的人是讲不通道理的。
赵秀英突然走过来，拉住了妹妹的手，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在劝她。
赵秀兰一把甩开她的手：“你别碰我！你以为你嫁了个好人了？我告诉你，他娶你就是图你听话、好欺负！你以为他是真的稀罕你？”
这一句话像一把刀，扎进两个人心口。
我看见赵秀英的脸一下子白了，白得像纸。她站在那里，手悬在半空中，嘴巴张张合合，却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我火了。
“赵秀兰！”我声音不大，但很重，“你说什么都可以，但你不能这么说你姐。她是你亲姐姐，从小到大，她替你干了多少活、挨了多少骂，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小时候上学，是谁每天早上给你装好午饭？你衣服破了，是谁给你补的？你发烧生病，是谁半夜起来给你熬药？是你姐，不是别人！你要是还有良心，就闭上嘴，别再往她心上捅刀子了。”
赵秀兰被我吼得愣住了，眼泪夺眶而出，跺了跺脚，转身跑了。
山上安静下来，只有风刮过树枝的声音。
赵秀英蹲在核桃树底下，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伸手揽住她的肩膀。
“没事，”我说，“她不了解我，以后慢慢就懂了。”
她没有抬头，但我感觉到她的肩膀不再抖了。
那天下午，我们没有再干活。我拉着她坐在山坡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和一支铅笔——那是我口袋里常备的，为了方便跟她交流。
我在纸上写：你难过吗？
她拿过笔，手抖得厉害，写了好几次才写出字来：我不是难过，我是觉得对不起你。要不是因为我，你不会被她们这样对待。
我笑了笑，划掉她写的字，在旁边写：你从来没有对不起我。倒是我，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她看着这句话，眼泪又掉下来了，但这次是笑着哭的。她在那行字下面写：只要你在，就是好日子。
山风吹过来，把那张纸吹得哗哗响。我看着她那张被风吹得粗糙的脸，心里想：这就是我的女人了。不会说话，但比那些会说话的人更懂得什么是真心。
日子不管好坏，总要一天一天地过。
春种秋收，夏耘冬藏。我和赵秀英像两头不知疲倦的牛，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在了那片土地上。赵婶的思想工作我也在做，让她明白，虽然我不是她理想中的女婿，但我不会让她吃亏。
矛盾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被时间冲淡了不少。赵秀兰渐渐不再针对我，她开始跟村里一个木匠谈对象，据说谈得不错，年底可能就要定亲。赵婶忙着张罗小女儿的亲事，也没空找我麻烦了。
我和赵秀英之间的交流，也慢慢找到了方式。
她不会说话，但会写字。虽然字写得不好，很多还是错别字，但足够我理解她的意思。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炕上，面前摊着纸和笔，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会告诉我今天在菜地里看见了一条蛇，吓得她差点摔倒；我会告诉她今天在镇上看见弟弟了，又长高了不少。
她写字很慢，一笔一划像刻字一样。但她愿意写，而我愿意等。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在纸上写：我想给你生个孩子。
我看了，心里咯噔一下。
说实话，不是没想过这件事，只是我一直没敢提。我们的日子还紧巴，债没还完，弟弟还没毕业，连盖间像样的房子都盖不起，拿什么养孩子？
但她写了，我又不忍心拒绝。
“再等一年，”我在纸上写，“等债还完了，咱们就生。”
她点点头，但眼神里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很难怀孕了。早年的苦日子和过度的劳累，把她的身体糟蹋得不行。她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看过，人家说得挺含蓄：“身子亏得太狠了，得慢慢养。”
她没告诉我，怕我担心。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的。那天我去她枕头底下找东西，翻出了一个药方和几包草药。药方上的字我看不太懂，但“调理气血”四个字还是认识的。
我拿着药方去找她，她正在灶房里切菜，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手一抖，菜刀差点切到手指。
她低着头，不说话。
我把药方放在灶台上，问她：“多久了？”
她比划了一下，大概两个多月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抬起眼睛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转，然后在围裙上擦擦手，走到里屋拿出纸笔，写了几个字：
我怕你不要我了。
我看了，鼻子一酸，把她拉进怀里，在她耳边说了一句很轻很轻的话：“你就算不能生孩子，我也不会不要你。”
她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把我那件旧褂子的前襟全哭湿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到处打听治不孕的方子。镇上卫生院的医生说她是宫寒加上营养不良，开了些药，也说要坚持调理。我又从老辈人那里打听了一些土方子，自己上山采药，回来给她熬。
她喝那些苦药的时候从来不皱眉头，但我看得出来，她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直到一年后才被搬开。
那天早上，赵秀英正在灶房里做早饭，突然捂着嘴跑了出去，蹲在柿子树下干呕了好一阵。
我赶紧跟出去，她抬起头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先是不知所措，然后变成了不可置信，最后，化成了狂喜。
她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又指了指我，然后猛地扑进我怀里，哭得像个疯子。
我抱着她，嘴里说着“好好好”，眼眶也湿了。
赵婶从屋里出来，看见这一幕，愣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屋。但那天中午，她破天荒地多炒了两个菜，还特意把家里唯一一只老母鸡杀了，炖了一锅汤，端到赵秀英面前，只说了一句：“多喝点。”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赵婶的心里，其实是在乎大女儿的。
怀胎十月，赵秀英的身体状况一直不算太好。她太瘦了，营养跟不上，加上之前亏空太大，怀孕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但她的意志力惊人，再难受也不吭声，依然该干什么干什么，拦都拦不住。
我怕她出事，逼着她少干活，多休息。她嘴上答应，趁我不注意又去忙活了。最后我没办法，把她做的扫帚、抹布全藏了起来，她才算消停了些。
那年秋天，收了核桃和柿子之后，她还挺着大肚子帮我把果子全晒成了干。我说你别累着了，她就在纸上写：我不累，孩子也要吃饭的。
1989年的冬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接生的是村里的老接生婆，赵婶在旁边打下手。我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听着屋里传来的声音，手心里全是汗。
赵秀英不会叫喊，她发不出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但她喉咙里发出的那种沉闷的、压抑的呻吟，比任何哭喊都更让人揪心。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个大胖小子。接生婆抱出来给我看，皱巴巴的一团，哭声响亮得整个院子都能听见。
我抱着孩子，听见屋里赵婶在喊：“秀英，你生的，是个儿子！你看一眼，你倒是看一眼啊！”
过了一会儿，孩子的哭声小了些，接生婆把孩子抱回了屋里。我透过门缝往里看，赵秀英脸色惨白地躺在炕上，满头是汗，但她一直在笑，笑着笑着就哭了，哭了又笑。
我那个傻女人，她终于当妈了。
儿子取名赵念周。赵婶坚持要姓赵，我没跟她争。但我在名字里放了一个“周”字，算是我给自己的一点交代。
赵婶对“念周”两个字不太满意，说听着别扭。我说要么姓赵叫念周，要么姓周叫赵念，你选一个。她瞪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赵秀英坐月子的时候，是我这辈子见过她最“没用”的时期。她躺不住，总想下地干活，我按着她不让动，她就急得呜呜叫，比划着说她躺得浑身难受。
我哄她：“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你干了二十多年活，歇一个月的权利总有吧？”
她摇头，在纸上写：我不干活，谁干活？
我写：我干。你给我打下手就行。
她看了，撇撇嘴，在纸上写：你干的活，不行。
我被气笑了。这个女人，嘴不会说，但心里门清。我干的活确实不如她利索，这是事实。
孩子满月的时候，我请了一天假，去镇上把弟弟接来赵家。弟弟已经上初三了，个头蹿了一大截，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校服，背着一个破书包，站在赵家门口怯生生的，不敢进去。
“哥。”他叫了我一声。
“进来。”我拍拍他的肩膀，“看看你侄子。”
弟弟进去，看见赵秀英抱着孩子坐在炕上，愣了一下，然后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嫂子好。”
赵秀英明显没被人这么正正经经地叫过“嫂子”，脸一下子红了，手忙脚乱地要下炕去倒水，被我又按了回去。
弟弟看着孩子，伸出手指轻轻碰了碰他的脸，那孩子突然咧嘴笑了，把他吓了一跳。
“哥，他像我。”弟弟说。
“放屁，他像我。”我说。
赵秀英在旁边看着我们兄弟俩斗嘴，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那天晚上，弟弟住在我们家。赵婶特意收拾了东屋给他住，还难得地笑着说：“念周他叔，你多住几天。”
弟弟腼腆地笑了，说：“婶，我明天还得上课呢。”
送弟弟走的时候，我把他拉到村口，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塞给他：“省着花，别乱买零食。”
弟弟把钱攥在手里，犹豫了一下，说：“哥，我不想考中专了。我想考高中，以后考大学。”
九十年代初，中专还是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考上就有城镇户口，毕业包分配。高中是那些成绩更好、家里更有底的人才敢走的路，因为要读三年才能考大学，中间变数太多。
我看着弟弟，他的眼睛里有种以前没见过的光。那是一种野心，也是一种不甘。
“你确定？”我问。
“确定。”
“你成绩够吗？”
“老师说，我考县一中没问题的。”
我想了想，掏出身上剩下的最后十块钱也塞给他：“那就考。考上了，哥供你。”
弟弟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抱住我，跟小时候一样，趴在我肩膀上哭。
我拍着他的背：“哭什么哭，都多大人了。赶紧回去上课。”
看着他坐上拖拉机，突突突地消失在山路上，我站在村口的风里，第一次觉得，我的苦日子可能就要到头了。
但老天爷从来不会让你顺顺当当地过日子。
1990年夏天，一场暴雨冲垮了赵家果园的梯田。
那天下午的雨来得又急又猛，天像是被谁捅了个窟窿，水哗哗地往下倒。我正带着赵秀英在地里刨红薯，雨点子砸在身上生疼，我拉着她就往家跑。刚跑到半山腰，就听见身后传来轰隆隆的响声，像打雷，又像山塌了。
赵秀英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山下，脸色煞白。
我回头看，我们刚离开的那片梯田，半边山体已经滑了下去，泥石流裹着石头和泥土，把下面的十几棵果树全埋了。
那十几棵核桃树，是赵秀英和她爹一起种下的，已经有十来年树龄，正是挂果最好的时候。一棵树一年能打几十斤核桃，卖个三四十块钱。十几棵树，就是小五百块钱。在那个年代，五百块钱是我们家小半年的收入。
暴雨停了的第二天，我带着赵秀英上山去看灾。
山坡上一片狼藉，泥浆、碎石、断树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原来整齐的梯田变成了一道大沟。赵秀英站在废墟上，看着那些被连根拔起的核桃树，浑身都在发抖。
她蹲下来，用手扒开泥土，露出一个还没长成的青核桃。她把核桃捧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放进了口袋里。
我站在她身后，不知道该说什么。所有的安慰在这一刻都是苍白的，那些树是她父亲留下的，是她从少女时代就开始打理的，是她的心血，也是她对生活全部的希望。
她突然转过身来，扑进我怀里，发出一种我从没听过的声音——不是哭，不是喊，而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挤出来的、撕裂般的悲鸣。那声音沉闷、压抑，像是山里的风从石缝里挤出来时发出的呜咽。
我抱紧她，下巴抵在她头顶，说：“没事，树没了咱们再种。人活着，啥都能从头来。”
她在我怀里哭了好久，直到哭累了，才慢慢安静下来。
那天晚上，她坐在煤油灯下，用她歪歪扭扭的字，在我那个已经写满了对话的本子上写下了一行字：
“这世上，除了你，啥都不重要。”
我把那个本子又翻开一页，在她的话下面写：
“你比那些树重要一万倍。”
她看了，眼泪又在打转了，但这次她笑了。
果园的灾后重建花了我们整整一年时间。我借钱买了树苗，重新整地、砌坎、栽种。赵秀英挺着哺乳期的身子，背着孩子在山上干活，饿了就啃两口干馒头，渴了就喝山泉水。
赵婶看不过去，骂我：“你就不能让她歇歇？孩子还没断奶呢！”
我说：“你能劝得动她，我谢谢你。”
赵婶去劝了，赵秀英不听。她这个人，倔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在她的观念里，家里的事就是她的事，她一天不干活就浑身不自在。
赵婶最后也没办法，只能帮着带孩子，让赵秀英腾出手来上山。
那一年，弟弟考上了县一中，成绩排名全县第三十二名。我高兴得像自己中了状元，请了三天假，去镇上割了五斤肉、买了两瓶酒，回周家坳请两个姐姐和弟弟吃了顿饭。
饭桌上，大姐看着我说：“老三，你瘦了不少。”
二姐说：“不是瘦了不少，是老了。你看他那个面相，哪像二十六的人？说他三十六都有人信。”
我笑着说：“干活干的，晒的。”
弟弟在旁边闷头吃肉，吃完了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哥，我以后一定让你过好日子。”
我摸摸他的头：“你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再说。”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往前推。孩子一天天长大，学会了叫“妈”却只会对着赵秀英喊“啊啊啊”，把赵秀英气得直跺脚。我说你别急，他早晚会叫的，结果这小子到两岁半才开口叫第一声“妈”，把赵秀英感动得抱着他哭了一场。
果园的新树也渐渐长大，虽然还没到盛果期，但总算有了盼头。我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编竹篾拿到镇上去卖，一个月也能多挣几十块钱。债还了一部分，剩下的虽然还压着，但利息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滚得吓人了。
日子，好像在慢慢好起来。
但赵秀英的身体，却在这时候出了问题。
那段时间她又瘦了，瘦得厉害。以前虽然也瘦，但还有把子力气，能扛能挑。现在不行了，干一会儿活就要歇半天，气色也不好，嘴唇发白，指甲也没了血色。
我让她去镇上的医院看看，她摇头，比划说她没事，就是累了。
我说你要是累出毛病来，我和念周怎么办？
她还是不去。我知道她不是不想去，是怕花钱。我们家的日子刚有点起色，又要还债又要养孩子又要供弟弟读书，她舍不得把一分钱花在自己身上。
后来是大姐来赵家看我，看见赵秀英的样子，二话不说把她拽到镇上去了。检查结果出来，医生把我拉到一边，表情严肃：“你爱人严重贫血，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现在各项指标都很差。再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的。”
我问要怎么办。
医生说：“好好养，多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能再让她干重活了。要是情况没有好转，得输血。”
从医院出来，赵秀英看着我，眼睛里满是忐忑。她在我手心里写字：是不是很严重？
我说不严重，医生让吃好一点就行。
她明显不信，但也没再追问。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把赵婶叫到堂屋里，对她说：“妈，我要出去打工。”
赵婶愣住了：“去哪儿？”
“南方。我听镇上的人说，广东那边厂子多，一个月能挣三四百。我去干两年，把债还了，把秀英的身子养好，再回来。”
赵婶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要是走了，家里的地谁种？孩子谁管？”
“秀英能管，她只是不能干重活，地里的活大部分我走之前都会做好。孩子你帮帮忙，辛苦这两年，等我在外面站稳了，每个月寄钱回来。”
赵婶看着我，眼神复杂。这几年相处下来，她渐渐接受了我这个不像上门女婿的上门女婿。我不改姓，跟周家那边也没有断了来往，但我对赵秀英的好、对这个家的付出，她看在眼里。虽然嘴上不说，但她心里明白，我比她预想的要靠谱得多。
“你跟她商量了吗？”赵婶问赵秀英。
赵秀英站在门口，抱着念周，脸上看不出悲喜。她走过来，把孩子递给赵婶，然后在纸上写了一个字：
“去。”
我看着她，想从她眼睛里找出一丝不舍或者挽留，但什么也没找到。她只是平静地看着我，眼神坚定，好像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决定。
我知道她不是舍得我走，而是她比我更清楚，这个家需要钱，而我没有别的办法挣钱。
走的那天是1991年的正月十八，刚过完元宵节不久，天还冷着，山上的雪没化完。
赵秀英给我收拾了一个大包袱，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一双新做的布鞋、一张她连夜烙的葱花饼，还有那个写满了对话的本子和那支短得快要握不住的铅笔。
她送我送到村口，没有说话——她也说不了话。她只是站在路边的柿子树下，抱着念周，看着我的眼睛。
念周还小，不知道爹要出远门，咿咿呀呀地伸手要我抱。我抱了抱他，亲了亲他的脸蛋，又看了看赵秀英。
“等我回来。”我说。
她点点头，眼泪无声地滑下来。
我转过身，上了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响起，车开始往前开，我回过头去，她还站在柿子树下，一动不动的，像一棵栽在那里的树。
拖拉机开出很远，我回头还能看见那个灰蓝色的身影。
直到山梁挡住了视线，她才终于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我没有哭。但在那一刻，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告诉自己：周老三，你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否则你对不起站在柿子树下的那个女人。
南下的火车挤得像个沙丁鱼罐头，我从镇上坐汽车到市里，再从市里坐火车去广东。那时候的绿皮火车慢得跟牛车似的，哐当哐当开了三天两夜，才到广州。
广州火车站广场上全是人，乌央乌央的，说着各种我听不懂的方言。我刚出站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拦住：“找工作不？我们厂招工，包吃包住，一个月四百！”
我跟着他上了一辆破中巴，颠了几个小时，被拉到了东莞一个叫厚街的地方。所谓的“厂”，就是路边一栋四层的农民房，一楼是车间，上面的住人。老板是个本地人，姓陈，操着一口夹生的普通话，让我们签了合同，收了每人二百块的“押金”，然后分配了宿舍。
后来我才知道，这压根不是什么正规工厂，是一个做电子玩具的小作坊，三天两头赶订单，加班加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工人的工资也不像他说的那样四百块一个月，而是计件的，干得多拿得多，新手一个月能挣两百就不错了。
我被黑了。但那二百块押金已经交了，身上的钱所剩无几，想走也走不了。硬着头皮干吧。
头三个月是我这辈子最苦的日子。
每天早上七点起床，七点半上工，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中间只有吃饭的时间能歇口气。我做的是流水线上的活，把一个个小零件焊到电路板上，手要快、眼要准，慢了就会被组长骂。一天下来，眼睛都是花的，手指被烙铁烫了无数次，起了泡结了痂，痂掉了再起泡。
累我倒不怕，在山里干活比这还累。我受不了的是那种压抑的气氛和看不到尽头的重复。每天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每天见到的面孔一模一样，每天吃的饭也是一模一样：早餐白粥咸菜，午餐水煮白菜加米饭，晚餐和午餐一样。
我无数次想过不干了，回家去，回到那个山坳里，回到赵秀英和念周身边。但每次这个念头冒出来，我就会想起她站在柿子树下的身影，想起那个写满对话的本子，想起她在纸上写的那些字。
“你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
“只要你在，就是好日子。”
“这世上，除了你，啥都不重要。”
我不能回去。回去了一切又回到原点，我还是那个背着债的穷光蛋，她还是那个跟着我吃苦受罪的哑巴媳妇。
我咬牙坚持了三个月，第一个月工资加奖金拿了二百三十块，第二个月二百六十块，第三个月三百块。我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除了留下最基本的伙食费，全寄回了家。
第一个月寄钱回去的时候，我特意让邮局的人帮忙在汇款单上写了一句留言：“秀英，买好吃的，别舍不得。”我猜赵秀英收到汇款单的时候，一定又是眼泪吧嗒吧嗒掉。
三个月后，我从小作坊辞了职，经一个工友介绍，进了一家港资的电子厂。
正规厂子就是不一样，有食堂、有宿舍、有按时发放的工资，还缴纳社保——虽然那时候我不懂社保是啥，但听老工人说交了这个将来有保障，我就交。我干的还是流水线，但这里的待遇比小作坊好太多了，底薪加加班费，一个月能拿到五百多块钱。
我像一头终于找到草场的牛，把浑身的力气都使了出来。别人不愿意加的班我加，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我干。组长看我实在肯干，半年后把我调到了技术岗位，学修机器。我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人勤快、肯琢磨，跟着老师傅学了几个月，居然也能独当一面了。
1992年春节，我没有回家。
不是不想回，是舍不得路费。从东莞回老家，火车票加汽车票来回要两百多，够赵秀英和念周吃好几个月的。我把省下来的路费全都寄了回去，又在汇款单上写：“明年一定回来。”
赵秀英给我寄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双新布鞋、一件她自己织的毛衣，还有弟弟写的一封信。弟弟在信里说，他期末考了年级第八，老师说保持下去考大学没问题。信的末尾，他加了一句话：“哥，嫂子瘦了很多，但她不让我告诉你。”
我看着这行字，心里像被人揪了一把。
赵秀英的贫血肯定还没好。她自己舍不得吃好的，把寄回去的钱都花在了孩子和弟弟身上。这个女人，什么都为别人着想，唯独不知道心疼自己。
1992年夏天，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在厂里认识了几个同样来自农村的工友，大家凑在一起商量，说打工打一辈子也没出息，不如自己干。我们看中了电子厂里的一个配件生意，想自己开个小作坊做，然后卖给那些大的组装厂。
我拿出了两年攒下的所有积蓄——三千二百块钱，跟另外两个工友合伙，在一个城中村里租了一间四十平米的铁皮房，买了二手机器，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创业。
失败来得比我想象的快。
三个月后，我们做出来的第一批货因为质量问题被退了回来，损失了两千多块。合伙人之间的分歧开始出现，一个说要关掉作坊回去上班，另一个说要再投钱买好设备。吵了一个星期，作坊关门了，钱也基本赔光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个夜晚。
我坐在城中村狭窄的巷子里，头顶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和晾晒的床单，脚边是流淌的脏水，远处传来麻将声和骂架声。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只剩下八块钱。
八块钱。够买两碗炒河粉，吃完就什么都没了。
我蹲在那里，点了一根最便宜的红梅烟，抽了两口呛得直咳嗽。我不会抽烟，但在那一刻，我想给自己找个事做。
我想起赵秀英，想起她一个人在赵家带着孩子操持家务的样子。她等了我两年，每分钱都省着花，把日子过得辛苦又沉默。如果我在这里混不下去，回到那个山坳里，我怎么面对她？
我不能回去。至少不能这样回去。
第二天，我进了另一家电子厂，重新从流水线做起。这一次，我不再想着一夜暴富，而是踏踏实实地学技术、攒经验、攒人脉。我用了两年时间，从一个普通工人做到了车间主管，工资也从每月六百涨到了一千二。
1994年，我再次创业。
这一次，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是一拍脑门就干，而是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和技术准备。我找了一个可靠的合伙人，从最熟悉的一个配件做起，一步一步来。
创业的初期依然艰难，但这一次，我撑住了。
第一年，保本。第二年，开始盈利。第三年，我们的作坊从四十平米的铁皮房搬进了两百平米的厂房，工人从三个人增加到了十五个人。
这一年，是1996年。
我离开赵秀英和念周，已经整整五年了。
五年来，我每年春节都回家，每次回去都能看到赵秀英的变化。第一年回去，她瘦得像纸片人，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得我心都疼。第二年回去，她脸色好了些，但还是瘦。第三年回去，她长胖了一点，脸上有了点血色。第四年回去，她终于像个人了，虽然还是偏瘦，但至少能看出当年那个清秀的模样。
每次回去，她都站在村口的那棵柿子树下等我。带着念周，念周一年比一年高，从抱在怀里到牵着她的手，再到自己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这个儿子长得像我，但眉眼像她，特别是那双眼睛，安安静静的，像是藏着很多心事。
每次离开，她都站在那棵柿子树下送我。不哭不闹不说话，就是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每次我都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追着我的背影，一直追到我看不见她，她也看不见我。
1996年秋天，我第三次创业成功后，做了人生中第二个重要的决定。
我回了一趟老家，跟赵婶、赵秀英和已经嫁到隔壁村的赵秀兰开了个家庭会议。
我说：“我要回周家坳盖房子。”
赵婶的脸色一下就变了：“你说啥？你是赵家的上门女婿，你在周家坳盖房子，算怎么回事？”
赵秀兰也说：“姐夫，你这不是打我妈的脸吗？当年说好的，你是倒插门——”
“当年说好的，我娶秀英，不改姓，不要钱，但周家那边的事我自己做主。”我看着赵婶，“妈，这几年我在外面挣了点钱，我不是要离开赵家，也不是要带着秀英和念周搬走。我就是想在周家坳盖一间房子，给我弟弟住，给我老了以后留个念想。那边的老房子快塌了，我爹的坟也几年没人打理了，我不能不管。”
赵婶还要说什么，赵秀英突然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本子——她一直随身带着那个写满对话的本子，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了，翻了好几页，找到一处，指给赵婶看。
上面写的是五年前，我刚到赵家时写的一句话：“我该孝敬你的一样不会少，但我弟弟那边我不能不管。”
赵婶看了，不说话了。
沉默了很久，她终于开口：“房子可以盖，但你得给秀英一个交代。”
我问：“什么交代？”
“她是赵家的人，嫁给了你，你不能让她在外面受委屈。你要是回周家坳盖房子，赵家这边也得翻新。你要一碗水端平。”
我笑了：“妈，我没说不翻新赵家这边啊。两边的房子一起盖，钱我来出。”
赵婶愣住了，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你发财了？”
我说：“没发财，但手里攒了点钱，够用了。”
那是1996年冬天，我在周家坳给弟弟盖了三间新瓦房，在赵家把老房子翻新了一遍，重新铺了地、刷了墙、换了门窗。赵婶看着焕然一新的家，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夸我：“我家那个女婿，不姓赵，但比姓赵的还强。”
赵秀英听了，偷偷笑了，但眼眶又红了。
我走的那天晚上，赵秀英又拿出了那个本子。那个当年被我随手从供销社买来的作业本，五年多来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纸张泛黄，上面的字迹有的已经模糊了。
她翻到最后一页，那上面还有最后几行空白的纸。她拿起那支短得握不住的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得很慢很慢，像在刻碑。
写完了，她把本子递给我。
我低头看，上面写着：
“你不用再走了，对吗？”
我看着这行字，想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厂子还在东莞，生意刚起步，我不能不管。赵秀英的身体还没完全养好，念周才七岁，正在上小学。弟弟已经大学毕业，在省城找到了工作，不需要我再供了。但我的根已经扎在了赵家，妻儿都在这里，我不回来，他们怎么办？
“再给我一年，”我在下面写，“一年后，我把厂子迁回省城，离家里近一些。到时候每个星期都能回来。”
赵秀英看了，把那行字慢慢地、仔细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她抬起手，把本子合上，抱在怀里，看着我点了点头。
她没有写“好”，也没有写“我等你”。她只是点了点头，眼睛里有一种释然的光。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等的从来不是钱，不是新房子，也不是什么好日子。
她等的是我。
只要我回来，日子就好。
1998年，我把东莞的厂子交给了合伙人打理，自己带着攒下的钱和技术回到了省城，在城郊租了一间厂房，重新开始。省城离老家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每周五晚上骑回去，周日晚上再赶回来。
赵秀英终于不用再站在柿子树下等我了。
每个周五下午，她还是会站在村口，但不再是一个人。念周放学早，跟着她一起等。有时候赵婶也会在院子里张望，嘴上说“他回不回来有啥好看的”，但到了点还是忍不住出来瞅一眼。
我们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
2000年，念周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中。赵秀英的身体彻底养好了，脸上有了红润，人也胖了些。
2003年，念周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
2006年，念周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赵秀英哭了整整一下午，把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锁进了柜子里。
她开始在纸上给我写字：“咱儿子，有出息了。”
我笑着说：“随我。”
她白了我一眼，写：“随我。”
我们俩为了这个“随谁”的问题，在纸上争了半天。最后她写：“随咱俩。”
这个答案，让我们都笑了。
念周上大学那年，弟弟已经在省城安了家，日子过得不错。两个姐姐的孩子也都长大了，偶尔会在节假日聚一聚。赵婶老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腿脚不利索，但精神头还行，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跟村里的老太太们打牌。
赵秀兰嫁的那个木匠对她不错，生了一儿一女，日子也算和美。她跟赵秀英的关系缓和了很多，过年的时候会带着孩子回来，两姐妹坐在一起，虽然一个说不出话，一个话也不多，但看着就很温馨。
只有赵秀英，还是老样子。
她依然每天早起，依然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依然在灶房里忙进忙出。她依然不会说话，依然会在表达不清的时候急得满脸通红，依然会在收到我的礼物时偷偷抹眼泪。
但她变了一些。
她开始会笑了。不是以前那种小心翼翼、生怕笑错了的笑，而是真正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敞亮的笑。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嘴角往上翘，很像村口那棵柿子树上熟透的柿子，甜得刚好。
她也开始有了脾气。在我偶尔喝多了酒的时候，她会把我的酒瓶藏起来，然后用那种“你再喝一个试试”的眼神瞪我。在我干活不小心受伤的时候，她会很生气地把创可贴拍在我手上，然后撇过头去不理我。她的生气是无声的，但比有声的更有威慑力。
她甚至还开始爱美了。以前她从不打扮，一年到头就是那几件灰扑扑的旧衣裳。后来她开始让念周帮她挑衣服，会在赶集的时候买一块好看的头巾，会在镜子里多照几眼。有一次我给她买了一条裙子，她试穿的时候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然后转身问我好不好看。
我说好看。
她就红了脸。
2023年，赵婶走了，九十二岁，算是喜丧。
走之前那几天，她一直拉着赵秀英的手，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秀英啊，你对得起这个家，妈对不起你。”
赵秀英不会说话，但她听得懂。她哭着摇头，用手比划着，意思是“你没有对不起我”。
赵婶看着她，浑浊的老眼里涌出泪来：“早知道你能遇到老三这样的人，妈当初不该……不该让你吃那么多苦。”
赵秀英把脸埋在赵婶的手心里，哭得浑身发抖。
那一刻，我看见赵秀英的口袋里露出那个本子的一角。
那个本子已经用了快三十五年了，纸张脆得像蝉翼，稍一用力就会碎。但赵秀英一直留着，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像护身符一样。
我偷偷翻过那个本子。
从头到尾，一百多页，密密麻麻全是字。
前面的字歪歪扭扭，错别字连篇。后面的字慢慢工整了，虽然还是不好看，但每个字都能认出来。记录的事情琐碎得不能再琐碎：今天孩子会翻身了，今天孩子会坐了，今天孩子会爬了。今天你寄回来多少钱，今天买了什么东西，今天家里的鸡下了几个蛋。今天你打电话回来了，念周抢着跟你说话。今天下雨了，我想你了。
全是不起眼的小事。
但每一件小事，都像一颗种子，种在时间的土壤里，慢慢地、慢慢地，长成了三十五年的岁月。
本子的最后一页，是最新写上去的，字迹工整了很多：
“这辈子，谢谢你。”
后面还有一行字，是另一个人的笔迹，刚劲有力：
“是我该谢谢你。是你教会我，什么是过日子。”
那是我的字。
我写这张纸条的时候，赵秀英正在灶房里做饭。窗外的柿子树结满了果子，红彤彤一片，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念周去年带回来的女朋友正在院子里帮赵秀英晒柿饼，两个女人说着话，笑声一阵阵传来。
赵秀英从灶房探出头来，看见我在看她，冲我笑了笑，扬了扬手里的锅铲，意思是：等一会儿，快好了。
我冲她竖起一个大拇指。
她笑得更甜了，转身回灶房继续忙碌。
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被秋天的风吹散了，融进了远处连绵的山影里。
那年秋天，柿子熟得格外好。赵秀英把最大最红的那筐挑出来，摆在院子的最显眼处，谁来了都让尝一个。
有人问她：“秀英，你那个本子，还写呢？”
她点点头，拍拍胸口，又指了指远处。
旁人不解，但我懂。
她说的意思是：都在心里，写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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