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股票死了500年，迄今未结案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公元1534年，明朝嘉靖十三年，地点是贵州。

这一年，一个叫做王杏的御史从京师来到了贵阳，没有什么大事儿，就是奉命巡按。

王杏是浙江奉化人，嘉靖八年的进士，而且他有一个学术背景，那就是他推崇王阳明的学派，跟王畿啊，罗洪先啊都是好朋友。

他到贵州之后做什么呢？主要是监察地方官员，复核刑事案件。

而就在这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中，让王杏翻到一桩百思不得其解的案件。

这个案子，其实并不复杂。

贵州当地的民妇宋氏，被指控，说她用剪刀刺伤丈夫林樾的阴囊，并导致了林樾的死亡。

那么按照《大明律》，妻子杀害丈夫，属于恶逆，要凌迟处死，地方衙门已经拟定了这个判决，案件层层上报，就等着中央批准了。

但是，王杏把卷宗拿过来一看，他感觉不对劲。

怎么说不对劲，这巡按御史，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叫做审录，审录就是要重新审查死刑类案件，尤其是案件的卷宗，要详勘细查，发现有冤情，就要及时翻案，而王杏在审录的过程中很快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卷宗的尸检记录不一致。

第一次验尸，验得林樾是头部，肋部有伤口，颈部有勒痕，却并没有任何阴囊部的损伤。

这个用剪刀刺破阴囊，是第二次验尸的时候突然出现的。

您想，林樾是死于阴囊破裂，足见伤势很重，就不会是简单的擦伤，割伤，而一个成年男子的生殖器遭到如此严重的创伤，第一次尸检不可能会没发现或者忘记记录，唯一的可能，所谓的刺伤阴囊，是第二次验尸主观故意加上去的，是伪造出来的死因。

这让王杏意识到，这个案子的证据链，从一开始就不完整。

但是王杏也没有立刻推翻原判，而是接着翻阅所有的口供和证据，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王杏得出了一个结论，即：

宋氏的确“攻击”了丈夫林樾，但不是用剪刀刺伤他的阴囊，而是用棍子击打在了他的身上，林樾被妻子打了之后，他很愤怒，他很羞愧，他觉得没有自尊，没有面子，或者因为各种各样不得而知的其它原因，他选择了上吊自尽。

那如果事实是这样，宋氏就不是“亲手故杀丈夫”，而变成了“殴夫致其自尽”，前者是凌迟，后者是绞刑，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王杏决定重新审理，而在这次审理中，宋氏则供认出了一个此前她从未提到的情节，宋氏说：

自己不是莫名其妙的要殴打丈夫，实在是因为家门不幸，丈夫竟然和儿媳妇陈氏有奸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自己实在气不过才动手打了他，丈夫则是因为受到责骂，自觉无颜，所以才选择了上吊自尽。

那如果事实真像宋氏所说，那这案子就彻底翻了，宋氏连“殴夫逼死丈夫”都算不上了，她只不过是一个揭发乱伦的受害者。

所以王杏打算改判，把宋氏的罪名降为“不应事重”，这是《大明律》中的兜底条款，意思是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你的确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么也要惩处你，怎么惩处？

杖八十。

您看，王杏一介入，宋氏的命运从凌迟变成了杖八十，这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宋氏真的是冤枉的，案情真的如她所说，她为什么不早说呢？

这个质疑不仅作者有，当时的人也有，王杏把案子往上报，报到了他的直属单位都察院，时任都察院最高长官（左都御史）的王廷相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是吧，宋氏最初面临的处罚是凌迟处死，这是多么令人悚惧，多么残酷的刑罚，在这样的大刑面前，宋氏如果手里早就有“丈夫和儿媳妇乱伦”这张底牌，她早就该用了，为什么还要等到王杏来巡按。

你运气好你能等来王杏，你运气不好，难道你就握着这张可以洗清冤屈的底牌，然后含冤而死了？

而且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宋氏说的儿媳妇陈氏，在案发的时候还活着，但在王杏为其翻案的嘉靖十四年，已经病故了。

也就是说，宋氏提供的线索，完全是死无对证。

当然了，宋氏现在才说，不代表她说的就是假的，她晚说，完全是有合理性的。

因为，翁奸子妇在明代是严重乱伦，传出去一家人脸上无光，子孙后代都永永远远的抬不起头来，宋氏迟迟不说，完全可能是因为这种舆论上的压力，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礼教下的古代女性，她可能认为，家中清白要大于她自己的生命。

只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氏的确是这么想的，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是在撒谎，而王廷相和王杏，面对这件残缺不全的案件，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前者认为宋氏是完全把王杏当成了救命稻草抓住从而狡辩，妄图脱罪，而后者则坚持认为尸检和口供都存在严重问题，宋氏不该处死。

两个人都有说法，也都很有道理，但本案的最终决定权，并不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明清两代的命案，都是逐级汇报制度，都察院也要往上报，最后这个案子还是要由皇帝来处理。

王廷相十分贴心，他在将本案汇报给皇帝的时候，说这个案子啊，下边人意见不一，各种意见都有，所以建议皇帝另外派御史来查一下，我正好有个推荐，都察院有位御史叫倪嵩，办事得力，交给他办准没错。

嘉靖皇帝批准了王廷相的建议，于是倪嵩被下派到贵州，重新审理此案。

遗憾的是，从此后，关于本案的史料就中断了。

今天关于这个案子的主要记载，来自于王廷相本人的一本诗集，叫《内台集》，这本书中只记载到皇帝派倪嵩去重新调查，至于之后的事情，王廷相没有记录，因为无论如何，在王廷相看来，案子已经移交，跟自己就无关了。

王杏也有一本文集，叫做《按贵录》，记载他巡按贵州时的一些经历，那这本文集很有可能完整的收录了他翻案的全过程，但作者没有找到本书的正文。

案情不复杂，案子不猎奇，也没有一波三折，各种翻转，但这却几乎是作者今年最感兴趣的一桩案件。

感兴趣的点不在于宋氏到底有没有杀夫，而在于这件事本身可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案子的时间线，从最初的凌迟拟罪，到王杏第一次翻案改绞，到第二次翻案改为杖八十，再到王廷相驳回，再到皇帝过问，再派御史，一个地方上的杀夫案，在明代中期的司法体系里，严丝合缝的走完了它该走的流程。

这能说明两件事情。

明代的死刑复核制度，确实给了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翻案的空间，地方衙门判了死刑，不等于人就真的要死了，要逐级上报，要层层复核，这期间犯人可以随时翻供，而翻供就必须重审，一些明代史料表明，如果官员拒绝重审，还要为此而承担责任。

第二，虽然有这个制度，但这个制度能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还要看具体执行的人，毕竟王杏在接手本案时，本案已属旧案，事发多年，有多少本地官员经手此案？又有多少御史曾巡按贵州，但却只有一个王杏敢于一连两次推翻原判，而王廷相作为都察院的长官，尽管他反对王杏的意见，但他没有简单粗暴的维持原判，而是上报皇帝，并且很合理的要求换人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