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三轮车的农村老人，不慎撞倒老妇人，两家人起冲突，老妇人的家人将她丢弃在老人家门口。
多年前，在看到这么一则社会新闻时，作家子禾难以平静。他想，如果瘫倒的老妇人真的被抛给“肇事者”，同样衰老贫穷的他，将如何在自身难保的境遇下，在贫穷、生死、责任、家庭和尊严的考验下，接受这个近乎无望的现实。在子禾看来，这件事不仅是道德对错的问题，也蕴含普遍的人类困境，那是永恒的文学母题。
酝酿一年后，他开始动笔，最终写下16万字的长篇小说《猴命》。
《猴命》
子禾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后浪文学 2026年4月
小说中，73岁的甘改善不慎撞倒70岁的陈秀兰，陈秀兰被儿子用架子车拖到甘改善家大院，强行扔下。两个西北农村的贫困老人，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冰冷幽暗的窑洞里。这对老人不仅是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也共同经历着贫穷、病痛、羞耻和衰老，他们都有老朽灰暗的身体，都被家人厌恶嫌弃，仿佛一对镜像般的存在。
近乎封闭的窑洞，仿佛是两个老人困苦煎熬的无依之地。他们盼着死亡解决一切难题，但死亡并不轻易降临。甘改善的愤懑、不甘、嫌弃、无奈，陈秀兰的失语、尊严、隐忍，都困在冷硬的窑洞里。他们的命运被迫捆绑在一起，他不得不每日喂吃喂喝、接尿接屎，抱她到窑洞口晒太阳，日复一日，两人从对抗到生发出微妙互依的情感变化。甘改善未被善待的人生，将陈秀兰视为老来伴和去世的母亲，都以极为细腻的方式被凝视和描述。
子禾以真实可触的文字，写下西北农村人整理院落、晒牛粪、嫁接果树、养鸡喂羊的四季生活，也以精准笔触写下足以激发出生理痛感的画面，“浑浊的暗红色眼睛水渍渍的，一直在流泪”，“黑色塑料尿桶，散发着丝丝尿臊气”。
他用文字将人的视线拽回他熟悉的故乡生活，传统、匮乏、原始，仿佛跟现代化生活无甚关联。两个生活在乡村边缘的孤独老人，被嫌弃，失去活着的价值，但又不得不一天天活下去。在一种枯燥的日常中，他写下被忽视的群体，写下他们幽深的内心世界，探讨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困境，探讨老年尊严、养老困境与存在意义。
诗人飞廉将《猴命》与余华的《活着》对比，认为余华用很强的戏剧性书写历史转折中的小人物命运，子禾则专注于普通的当下日常，凝视那些没有出口、也说不出口的苦难，“用一个极为枯燥的题材，写透了一种极真实的苦难。”
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子禾说，整个写作过程，他都在以过往自己在西北农村生活的经历，去想象甘改善的形象，想象两个主人公关系的模糊走向，他曾想过，让久病的陈秀兰死在甘改善家，“写着写着，小说形成了自己的逻辑，陈秀兰没死。而且随着小说发展线不断明朗起来，写作之初那种无意识的情感也明晰起来，我于是知道那就是：献给我的父辈。”
对子禾而言，《猴命》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或小说，它蕴涵着子辈对父辈的那种出于天然的既深厚又复杂的情感，其中有深深的无奈与哀叹，也有代际审视，以及对这种审视的审视。
他在《猴命》里凝视并书写病痛、衰老，在技术日新月异、思想虚浮焦虑、商业化观念无孔不入的时代，他认为，秉持这种写作，或许正是一种提示：疼痛、流血、疾病、衰老依然是不可跨越的“人”的属性。
1984年出生在甘肃庆阳的子禾，对故乡有极深的记忆。他生活的西北农村是贫瘠、荒寒、干旱的，民风淳朴古直、作风正派但也暴力野蛮。离开故乡之后回望，他想到的蛮荒场面是一场家庭大战，母亲被打昏过去，一位有见识的叔祖父来“救场”，他掐着母亲的人中，一边掐，一边继续打，将她从昏迷中打醒。
他想起寒冬腊月的夜晚，北风怒号，贼偷走他家的架子车，走得匆忙，用来固定车轱辘的撬棍没来得及带走，被风吹倒，撬棍在窑背上滚动，发出咣啷咣啷的声音。
他也记得，1997年上初中前后，家里地少，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期，得借粮食糊口过难关。挨到夏粮收割，打碾晾晒好，先要将一少半的麦子装上架子车，大人拉着，小孩在后面推着，去乡镇的粮所排队交公粮，然后极其节俭地紧紧巴巴过日子。“地上掉个馒头渣，都要捡起来吹吹沾在上面的土，吃掉。”这些记忆在他童年的印象里，都是自然的，“借粮糊口是自然，纳粮上税是自然，出了水痘包着被子在炕上躺一星期是自然，为了几把苜蓿大打出手，打得头破血流似乎也是自然。”
离开家乡的子禾，有过十年北漂生涯，这段经历让他写出非虚构作品《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他的文学创作之路来得很晚，年轻时写诗，35岁后才开始写小说。写诗经历让他有更多敏锐触角，用文字营造氛围，构建意象，挖掘幽微感觉。内敛质朴的个性，使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不过多关注外在“故事”，而是用缓慢的节奏抵达人物内心。
他把自己视为“城乡两栖人”，这种“异乡人”的视角让他的文字里总饱含悲悯。他认为，好的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异乡人式的存在，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被多数人忽略或遗忘的领域，“文学不应该被圈养，应该有相当的野性，这样才能保持多样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和强劲的生命力。”
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评价《猴命》“把一种贫瘠而坚韧的生存写成了一个现代寓言”。对子禾而言，这本书最深邃的主题是“老与死”，“这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生命母题。”
用文学书写疼痛、流血、疾病、衰老第一财经：《猴命》因为一则社会新闻而诞生，为什么恰好是这么一则新闻触动你？
子禾：不少新闻蕴含文学的可能性，但对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经验资源和感觉资源能否与这些可能性相匹配，它们能否真的激发你的文学想象和写作欲望。
《猴命》的原型故事中，两个老人的命运因一场无妄之灾（车祸）缠斗在一起，很有吸引力，我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着一些值得书写的文学时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乡村长大且已人至中年的我，见过一些父辈老人贫瘠、病痛、孤寂的生活，这个新闻让我想到他们辛劳一生却近乎老无所依的唏嘘生活，他们多年来刻在我脑海中的生活场景和音容神貌被激活。这使我有一种无意识地想要写写看的冲动。
第一财经：写作过程中，故乡发生了哪些变化？通过这些年的写作，有没有与父辈达成更深的理解？
子禾：故乡经历了多重的深刻变化，结构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这些我在写《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和《野蜂飞舞》时就意识到了。
这两本书中的主人公，都面临还乡而不识故乡的尴尬。他们年轻时就离乡，将离开时的故乡的模样与人情装在脑子里，再回乡时却发现只有自己还停留在记忆中的那个故乡，而现实的故乡和故乡人都变了——在许多方面，都变成了城市潮流文化的模仿者，在模仿中发展出一种新的农村形态：人人有手机，城市流行的商品、信息、观念、行为等，往往也会很快在农村实行开来。
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离乡者而言，当他们可能厌倦了城市的快节奏压迫而回故乡时，发现故乡成了某种记忆倒挂。不仅我的故乡如此，我想中国的农村多数如此，大同小异而已。
诚实地说，写作在我和父辈关系方面，并没有带来多少改变。我和我父亲之间，还是一种总体疏离但也客气的关系。但对父辈的理解是加深了的，我意识到父母过的是一种贫瘠且完全无意识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根据只是传统和惯例，这种传统和惯例以拼命劳作和极度节俭为核心，但即便如此，即便他们已拼尽全力，生活依然捉襟见肘。这令人悲哀，但也引起人的悲悯。把我放在他们的处境，我很可能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
第一财经：《猴命》中所关注的两位农村老年人，是当代意义上典型的弱势群体。写作中你是否会规避将他们写成苦情的符号？有些作家在回望父辈时，是有观察和批评的，但在你的写作中，更多是克制的悲悯，只呈现人物命运，不以更高的视角去评判。
子禾：我没有刻意规避他们生活的苦，没有规避对这种现实的质疑，也没有规避这种生活中无意义的部分。但我也没有故意夸大，我在意的是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能不能在我笔下真正地成为他们自己，有血有肉，有可怜之处亦有可恨之处，有难言之隐。所以无论苦情或是温情，都是基于人物的表现，而不是被策划和强加的。
我对父辈也有批评性的看法，但我清楚，有这样的看法并非我比他们更明智、更理性、更博学，只是因为我有一支笔，我可以写出来。假如他们可以写，他们也会对许多事情有批判性的看法。笔是一种理解，不是一种权力，这是很多人容易误解的地方。我们能看到、能写下那样的父辈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评判它们，那是轻佻的。当意识到笔是一种理解的时候，就会体会到文学是一种慈悲。
第一财经：写作这样的题材，对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用写作去照亮那些失语的群体？
子禾：于我而言，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献给父辈，献给父辈用其一生经历的那种漫长单调的生活史，这是一种纪念和情感表达；二是作为文学作品，它有关父辈的部分，也是有关我们的部分，关于家庭、伦理、责任、尊严、死亡，小说就是在其中杂糅如此之多又能将思考推及至某种情感深度的东西，以至于某种程度地成为生命的一种象征；三是把农村老人的社会性现实困境呈现出来，希望多少能引起一些关注——我们知道，农民养老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社会良知问题。
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写作能做的其实很少，尤其在文学进一步边缘化的今天。对于失语群体，文学能做的就是真实地写下他们，从巴尔扎克所说的“民族秘史”的意义上，对抗主流话语和宏大叙事的遮蔽，尽可能真实地保留这种生活样态和心灵样态，从而保留人类和文明的多样性。
第一财经：农村老人的结构性困境，在你真实接触到的人群中是怎样的？
子禾：在贫困中苦熬的人比比皆是，甚至不独步入晚景的老人，许多因病受限的半老人也是如此。对生存的忧虑、对生命价值感日渐流逝的焦虑笼罩着他们，这种感觉非但不可逆，而且越来越重。我好些中老年亲戚都正在这样的困境中煎熬，他们贫穷，也无法接受自己“无用”，所以往往不顾劝诫偷摸去劳动，以便证明自己“有用”，可劳动又加剧他们的病痛。
小说虚构故事，但并不虚构故事的内核，《猴命》中甘改善和陈秀兰的生活及精神境况，他们的艰难、病苦、绝望、不甘与无奈，我相信是真实的。没有真实的内核，文学就没有意义。并且，不仅农村老人的结构性困境存在，城市老人的结构性困境也存在，如果说农村老人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经济困境，城市老人的养老金缓解了经济困境和“无用”感，但他们又必然面对生命自身的困境，病老是无可替代、无可回避的。
第一财经：在你的文学中，看到的是干瘪衰老的身体、是真实的情感变化，甚至是老年人欲望的残存。把一种重复的、枯燥的日常，写出真实的质感，你怎么看这种写作方式？
子禾：直抵真实、不加修饰或许会使作品失去“趣味”，但它也意味着直面生活真相的勇气。我相信文学中真实的价值，所以我必须看到什么就写下什么，这是文学的责任。《猴命》选择这样正面强攻的做法，这种现实感带来文学的力量——文学的力量不是立即产生现实影响，而是照亮真实，带来心灵震动。当然了，婉转的写法自有妙处，但我或许缺乏这样的能力，就好比正面强攻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
第一财经：《猴命》在逼仄的环境中，以动作、内心的自省，写出社会边缘人的卑微和困苦。这种凝视背后，是否是你最关注的生命存在本身？
子禾：我觉得《猴命》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生命与存在，当社会价值一一剥离，生命何以自处，存在何以构建自身的意义。当然这是很难有确切并普世性答案的追问，追问本身就是意义，我们至少趋近那个真相。某种程度上，《猴命》写的恰恰是这个过程：人的社会价值消散，生命的荒芜感一点点裸露出来。
第一财经：每个人都会面对衰老问题，面对生命的枯竭与尊严的剥离。一个人衰老到了没有价值，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也说到，那个时刻，或许正是生命中的猴变时刻，是猴变中难言的刺痛。你是否试图以作品来探讨我们所面对的更大层面的困境？
子禾：我自己说《猴命》写的是人的“猴变”时刻，就是人从自然人逐渐长成社会人，然后在病老的重压之下又一步步脱离社会、剥离价值，变回一个被弃的“老猴”一样的自然人。小说中的甘改善就是这样一个人，经历一系列重击和衰败之后，一天早上在落满灰尘的镜子中赫然看到自己是一只刺毛红眼的老猴。这种失去的过程中，最难忍受的是人自身社会价值的消散，以及价值消散对尊严的损耗。它也迫使人重新思考自己的一生。
第一财经：你用平视的方式去观察、直面生活的苦难，这跟你的个性、人生经历是否有诸多的联系？
子禾：文学艺术是真实的眼睛，也是世上所有失意人的慰藉，但不是矫饰和宣传。文学可以有不同理解，写作者也可以有不同的追求和选择。我个性相对平实诚挚，也算沉静善良，缺乏戏剧和幽默的才能，我喜欢观察，所以更关注文学中能表现生命和存在的幽微细节，以及人物的心理层面。我的文学视角总体上偏内向，少有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和曲折激烈的情节起伏。但我也不想夸大个人选择在这件事中的作用，我相信一个作家和他的文学的深层关系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第一财经：你怎么看待故乡？文学之于今天的意义是什么？
子禾：故乡于我，是根性的存在，我呼吸的方式、看世界的方式、感受的方式、说话的方式，都源自于故乡，所以粗犷、深邃、荒凉却也诚挚般一览无余的故乡的风貌，就成了我个性的底色，也成了我写作的源头。
文学之于今天的意义在根本上没太大变化，即看见人、表现人、探索人、理解人、想象人，这中间蕴含的意义在于其不同于历史、政治、哲学、经济、科学的方式，文学是感受和感觉的方式，是情感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对抗和纠正社会对人的物化、事件化、概念化、数据化和物化。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文学始终都蕴含一种“人性化”的能力，它是对“人”的保卫。
讨论“文学之于今天的意义”，大概是出于对文学衰落的焦虑，似乎时代变了，文学失去了娱乐休闲意义，其实不然，真正好的文学很少提供娱乐，文学依然在发展，只是纷繁而出的新事物遮蔽了对文学价值的认知。好的文学依然保持着对“现实之暴力”的见证，依然在探测人性的深度与广度，读者也依然可以从中觉知到生命和生活的质感，切近生命真相，认知自我、安顿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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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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